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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城市赤贫问题的厌弃与对移民同本国公民间工资竞争问题的关注，影响着萨金特所提出的政策倡议。1903年，萨金特建议将华人海员也排除在美国国境之外，以使美国海员同其他劳工行当一样，免受华人劳工竞争，进而享有更高水准的工资。此外，他还斥责外来劳动力助长了城市中“血汗工厂”的存在，这同样压低了工资水准，甚至可能助长无政府主义思想。为此，他建议国会立法取缔移民在城市的聚居区，将他们分散到需要劳动力的各处，以平衡工资水准，促进经济增长。

　　在城市拥堵与工资问题外，十九世纪末美国逐步兴起的运用国家权力排斥移民的风潮，及其背后的种族等级思想，构成萨金特移民政策建议的另一层重要元素。以1875年借助道德理由排斥华人女性移民的《佩奇法案》，与1882年排斥华工的《排华法案》为标志，美国联邦政府开始从各州手中接过管理和检查移民的职责，并逐步设立相关移民执法机制。中国移民被要求携带护照，并获颁签证，方可前往美国。1892年《吉里法案》延长了排华法案的时限，并且要求在美华人随身携带居留许可证明，否则将面临遣返。在华人之外，其他前往美国的移民也被要求缴纳人头税，用以维持联邦移民机构的运转。

　　该移民浪潮的兴起恰值美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之时，移民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致使其成为众矢之的。1886年5月4日的芝加哥干草市场集会，演变为警察与劳工间的大规模冲突，致使多名警察和工人丧生，事后被定罪的工人运动领袖绝大多数生于德国。此外，1901年，时任总统麦金莱死于里昂·弗兰克·乔戈什枪下。尽管乔戈什系美国公民，但他波兰移民的家庭背景进一步强化了美国社会对南欧和东欧移民的偏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萨金特于1902年接过了移民事务总专员一职。

　　在移民事务总专员任上，萨金特所提出的移民政策建议的突出要点，便是排斥性移民政策。在他眼中，每年近一百万移民的入境使拓展排斥类别势在必行，以便“有效降低如此庞杂的人群同我们公民混合在一起的风险”。尽管美国长期以世界各地受压迫的芸芸众生的庇护者自居，但萨金特指出，该因素应受“审慎的考虑，以及对国家本身安全和状况的考量”平衡。由此可见，萨金特认为，数量庞大的移民将对美国社会的同质性与福祉构成威胁。1905年，他更是直接呼吁“每位美国公民带着极大不安之情思考庞大移民潮的时刻业已来临”，“除非我们采取措施，否则该移民潮将很快毒损或至少污染美国生活与进步的根基”。

　　具体而言，萨金特建议将所有子女不在美国境内的六十岁以上移民，和残疾人排除在国境外，并对移民开展智力测验，同时要求移民来源国出具关于移民的道德品行证明，以抑制他们通过鼓励移民外迁，消除对自身社会威胁的倾向。他还建议美国向移民出发港派遣专业医护人员，以便对移民进行身体检查，减少他们携带会在船上传播开来的传染病的可能性。此外，他还主张拨款在旧金山建设一幢新建筑，以便更好地盘查包括华人在内的亚洲移民，并称亚洲移民是“危险的传染性疾病进入美国的主要渠道”。这表明他怀有强烈的针对亚洲移民的种族偏见。

　　种族偏见同样存在于萨金特对欧洲移民的辨识上。他强调，自美国立国起，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几乎所有移民均来自英国、爱尔兰、德意志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绝大多数有条顿血统，大部分有凯尔特人血统”，这些人是“聪颖、勤奋且顽强的民族”，“大体上促进了我们国家及其资源的开发，在相当程度上界定了美国公民权的高标准”。与之相反，“在过去十五年中，我们一直从南欧和东欧接收了非常不受欢迎的移民类别”，他们有着较高的文盲率，并且为数不少者深陷惩戒、教化和慈善机构。在1907年初提交的上一财年移民情况报告中，他再度强调西北欧地区所居住的“种族同我们的种族几近相同”，并哀叹它们的移民人数日渐减少。

　　萨金特在任上所要应对的一大棘手难题是非法移民的到来。萨金特称，尽管存在排华法案，可华人“仍时常到来，他们钻过铁丝网，渡过河流，翻越高墙，他们来到墨西哥，然后费尽心思进入美国”。自1907年3月26日起，排华法案中规定的携带护照要求也已拓展至日本移民。然而，由于大多数护照并未列明持有者的职业，或所列职业可能存在欺诈状况，因此仍需由移民官员检查和认定。萨金特转述旧金山与西雅图口岸的报告，称从以上口岸入境的自称为小商人的日本移民中，分别有约百分之七十五和百分之六十五的人随后从事体力劳动。此外，比较1906年和1907年的数据可以看出，进入美国的日本移民数量呈上升趋势，并且为数不少者先借道夏威夷，谎称意在岛上驻留工作，实则数星期后从岛上前往美国，从而避开美国本土口岸的移民检查，其人数每月在一千至三千人间不等。

　　可尽管全力以赴，但萨金特却也不时有力不从心之感。他曾指出，执法资金并不容许逮捕和驱逐所有无证华人移民，并且在汇报对日本移民的处理状况时，附上了行动花销数额。很快，1907年9月，温哥华和毗邻的华盛顿州贝灵汉市先后发生排亚种族骚乱，萨金特借此争取到新的拨款，以组建更多的边界巡逻队，并要求华盛顿分部“严守同不列颠哥伦比亚的边界，极力预防日本人的非法入境”。萨金特甚至表态会在必要时寻求陆军部的帮助，以更好地巡防边界。

　　他不时同犹太人等移民团体会面，在到访夏威夷时，也同中国领事及商界华人华侨会面。在1905年6月的会面中，或许是业已风闻中国已逐步兴起的美货运动，他表示期待正在谈判中的新移民条约能够维系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关系”，并且双方的谈判代表都“头脑冷静，深思熟虑，有意愿维持两国间紧密的商贸关系”，让彼此感到被尊重。萨金特还特地辩称，作为移民事务总专员，他必须履行《排华法案》，但在此过程中，他极力做到“绝对公平公正地对待寻求入境美国的华人”，并希望在座的华人华侨能发挥他们在社区中的影响力，促成问题的解决。8月初，萨金特将该份演讲呈交罗斯福，称自己“处于一个微妙的境况中，小心谨慎地措辞”。此时已为中国美货运动而感到棘手的罗斯福在回信中强调自己只希望将华人劳工挡在美国大门外，同时致力于“尽可能善待中国学生、商人和游客”。萨金特随即将当年7月份的华人入境与被遣返数据呈交罗斯福，以供其参考。

　　此外，在固守种族等级秩序的同时，对美国社会同化移民的强烈愿望却也贯穿萨金特思想的始终。他固然贬斥大城市中的移民聚居区为“延续语言、思想和情绪上的异质性所在”，并称这些聚居区“传布着无法无天的思想”，预言“无政府主义与无序”将在数代人之中积累，并最终爆发。但就解决方案而言，他主张将这些移民分散到美国各处，以提升其经济状况，同时摆脱同族裔人群的强力影响。他还于1905年宣称，华人从同美国人的接触中获益，而“美国人也可能从与华人的接触中学到了一些事物”。至于日本移民，他们更是知晓美国“是个和平的国度，他们亲身体验了我们国家在这方面所代表的一切”。这种使移民“美国化”的想法在同一时期简·亚当斯的赫尔之家等项目中同样可见端倪，其背后的逻辑是通过英语及生活习惯的习得，使移民从异质群体转化为美国公民。

　　自1903年起，萨金特因过劳工作而遭遇了三次中风，最终于1908年去世，但移民执法与移民规约并未就此消失。1921年与1924年移民法案中关于国籍配比的规定，将限制南欧与东欧移民的设想化为现实，并且后者还将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国家移民也挡在美国国境之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艾森豪威尔政府还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湿背行动”，将一百多万名墨西哥非法移民驱逐出境。然而，作为冷战时期西方世界的“领袖”，美国必须考虑自身的国际形象，国籍配额体系至1965年移民改革终告废除，此后两党数次通过移民改革法案，赋予在美国国内未曾有过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以合法身份。

　　哪怕是萨金特本人，也无法想见美墨边境会筑起一道隔离墙，以及美国移民执法机构会拥有今天这般规模。尤其是在特朗普第二次就任总统一职后，移民与海关执法局雇员数量翻倍，他们借着军事化手法与信息化监控手段，在美国境内大肆搜捕与驱逐非法移民，每年驱逐数十万人，其间上演了多起骨肉分离的惨剧，并激化了美国同不少国家间的紧张关系。与此同时，声势浩大的搜捕与驱逐行动似乎并未显著提升美国本土蓝领的工资水准，反倒造成了国内社会撕裂的加剧。筛选移民的必要性与美国梦开放性间的平衡，永远是美国政府需要思考的问题。